广东此罪彼罪定性辩护的刑事辩护人怎么选?王爽谈定性争议应对商讯

2026-11-20 14:02:37     作者: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当一纸起诉书,把人生分成了两半 家属打来电话时,常常是深夜。背景音里有压抑的啜泣,也有强撑着的镇定。问的大同小异:人被带走了,通知书上说的罪名,和我们了

当一纸起诉书,把人生分成了两半

家属打来电话时,常常是深夜。背景音里有压抑的啜泣,也有强撑着的镇定。问的大同小异:人被带走了,通知书上说的罪名,和我们了解的情况对不上?

这种错位,在刑事案件里太常见了。同一起事实,机关报捕时认定的罪名、检察院起诉时指控的罪名、法院最终判决的罪名,可能完全不同。对普通家庭来说,一纸起诉书上印着的那个罪名,几乎决定了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后半生。而那个罪名,可能从一开始就定错了方向。

这,就是刑事辩护里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战场——定性之争。

被名字耽误的人生

接触过一起职务侵占的案件。当事人在一家公司做了多年高管,因为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争议,被新进来的投资方,说他便利,把公司的一笔款项转到了自己控制的关联公司。机关以职务侵占罪,涉案金额达到了巨大的标准。家属找到我们时,人已经被羁押了将近一年,起诉意见书上的数字,让所有人心里发凉。

可是翻开卷宗,逐笔核对那笔款项的流向和决策过程,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那笔钱是股东之间早已约定的分红分配方式,只是形式上走了关联公司的账。当事人作为持股方之一,有权获得这笔款项,且其他原始股东对此知情并同意。这更像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争议,而不是便利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同样是这笔钱,定性为职务侵占,可能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期;定性为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甚至根本不构成刑事犯罪。罪名差一个字,人生差十年。

这起案件,我们在审判阶段介入,放弃了没有空间的纯无罪辩护,转而用定性之辩加量刑之辩双线推进——一方面向论证此案的本质是股东权益争议,职务侵占的构成要件并不完备;另一方面,即使认定有罪,也应考虑款项分配的正当性基础,在量刑上给予充分从宽。最终,法院在职务侵占的法定刑幅度内作出了接近下限的判决,并适用了缓刑。宣判当天,法官到看守所宣读判决,宣读完毕,当场办理释放手续。

家属发来消息说:人已经出来了。 就这一句话,一年的等待有了结果。但如果我们接案时,只盯着职务侵占这四个字去做无罪辩护,结果可能是另一番光景。

定性之争,争的是什么

很多家属问:案子到了检察院,就只能等着起诉、等着判了? 当然不是。批捕不等于定案,起诉不等于定罪。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定性争议始终有空间可争。

什么叫定性争议?说白了,就是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的争议。同样的事实,有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属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却被错误地拔高成了刑事案件;有的行为确实构成了犯罪,但罪名定错了——比如把合同诈骗定成了职务侵占,把帮信罪定成了诈骗罪的共犯,把非法经营定成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名定错了,量刑档次就跟着错,从轻从重的方向也就全错了。

举个例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定刑是三年以下;但如果被认定成诈骗罪的共犯,量刑起点可能直接跳到三年以上。同一个人的同一段行为,因为对主观明知的认定不同,罪名和刑期就天差地别。

再比如,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都涉及公司钱款,但一个侵犯的是使用权,一个侵犯的是所有权。是暂时用一下还是不想还了,一字之差,定性完全不同。而这背后的事实认定、证据标准、量刑区间,更是差之千里。

所以,做刑事辩护,第一步从来不是背法条,而是把事实掰开揉碎了看,判断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到底应该装进哪个筐里。筐装对了,后面的辩护才有基础;筐装错了,后面的所有努力都是在错误的地基上盖房子。

为什么有的不争定性

家属常常困惑:为什么有的不争定性,只做量刑辩护? 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因为介入太晚,错过了关键窗口,卷宗里的证据已经固定,再争定性难度极大;有的是因为对某一类案件的经验不足,对此罪与彼罪的边界把握不准,不敢轻易挑战的定性;也有的,是因为嫌麻烦——定性之辩需要逐页阅卷、逐项核对证据、逐条对照构成要件,工作量大,见效慢,不如直接谈认罪认罚来得省事。

但对当事人来说,省事是最危险的。

曾经有一个案子,当事人被指控诈骗罪。家属来咨询时,我们逐页翻阅了卷宗,发现当事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有完整的借条、转账记录和还款计划,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只是因为经营失败导致无法按期还款。这笔钱的性质,更像民间借贷引发的民事纠纷,而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但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只调取了被害人一方的陈述,对当事人提交的借条和还款记录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顺着诈骗罪的思路去做量刑辩护,等于默认了这是一起刑事案件的前提,那当事人面临的将是实实在在的刑期。但我们选择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交了不起诉的法律意见,逐项论证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构成要件的缺失。最终,采纳了意见,对当事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厉害,而在于有没有把定性当成一个独立的辩护目标去认真对待。定性不定,量刑无从谈起;定性错了,量刑再轻也是错上加错。

辩护人的选择,是时间的选择

做刑事辩护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这行当最难的其实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时机。

人被带走后的十七天,是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机关还在,证据尚未完全固定,是否批捕还未决定。在这个阶段介入,能做的事很多: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核实讯问过程是否合法,确认当事人身心状况,了解方向,判断有没有取保候审的空间,在呈捕前提交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

但很多家属不知道这个窗口的存在。等到批捕通知书下来,才想起来找,这时候取保的难度已经明显上升。再等到移送审查起诉、起诉、开庭,才真正意识到定性的严重性——但这时候,很多证据已经固定,很多程序节点已经错过,能做的,是在已经收窄的空间里尽量争取。

所以说,选辩护人,选的不只是专业能力,更是介入的时点。同样一起案件,介入早一个月和晚一个月,能做的事完全不同。这不是个人能力强弱的,而是程序本身的不可逆性决定的。

这也正是我们坚持接案先算日子的原因。接到委托,先不急着谈策略,先把日历摊开——今天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第几天,下一个程序节点是哪一天,这个节点之前必须完成哪些工作。把时间讲清楚,比把法条讲清楚有用得多。

四个发力点,缺一不可

在定性争议的案件里,我们通常从四个方向同时发力。

第一个方向,是罪与非罪。也就是这个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很多案件,表面看是刑事纠纷,实质是民事争议、经济纠纷、行政违法,被错误地拔高成了刑事案件。把非罪辩成无罪,是最彻底的辩护。

第二个方向,是此罪与彼罪。也就是这个行为确实构成了犯罪,但罪名定错了。比如把民事欺诈辩成刑事诈骗,把帮信辩成诈骗共犯,把挪用资金辩成职务侵占。罪名不同,量刑档次不同,辩护方向也就不同。

第三个方向,是数额与情节。同一罪名,数额大小直接决定量刑档次。哪些金额该算、哪些金额不该算、哪些金额的计算方式有,逐笔核对,逐项质疑,把数额降下来,刑期就降下来。

第四个方向,是程序合法性。讯问是否合法、取证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鉴定意见是否有效,程序上的瑕疵,有时能直接动摇证据的证明力。

四个方向不是孤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案件里,可能同时存在定性过重和数额虚高两个,也可能罪与非罪的争议不大,但此罪与彼罪的空间很大。做辩护,不能只盯一个点,要把四个发力点全部摆上桌面,逐项核对,再确定主攻方向。

会见室里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家属最焦虑的时候,往往是刚把人送进去的那几天。信息是断的,情绪是悬的。能做的,是尽快见到当事人,把外面的情况准确地告诉他,同时把里面的情况准确地告诉家属。

会见这件事,没有技巧,只有一条:亲自去。经手一次,信息就衰减一次。所以我们的会见,由本人前往,不转交助理。会见时要做的四件事:核实讯问过程的合法性,确认当事人的身心状况,指导当事人合法应对后续讯问,评估取保候审的可能性。这四件事,漏一件,后面都要花更大的代价去补。

有一起案件,当事人在审判阶段被判处缓刑。判决当天,法官到看守所宣读判决,宣读完毕后当场办理释放手续。家属发来消息说人已经出来了。对我们来说,那是工作的一部分;对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把案件跟到判决的实际执行。判决书上写的是缓刑,家属关心的是今天回家。程序走完,不等于事情结束。宣判之后的上诉、申诉、减刑、假释咨询、财产刑执行,每一项都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被误解的取保与被高估的关系

办案多年,有两件事最想对家属说清楚。

第一件事,取保候审不等于没事了。取保只是强制措施变更,不是结案。取保期间,未经批准离开居住的市县,会被重新收押。取保之后,案件仍在程序中,该移送审查起诉还是移送,该起诉还是起诉,该判还是判。所以,我们会在当事人取保当天,把义务清单和后续期限讲给家属听,让一家人知道,这只是阶段性的变化,不是终局。

第二件事,声称有关系的,都不可信。刑事案件里,许诺捞人的、声称与司法机关有特殊关系的、拍胸脯保证结果的,一律不可信。我们做的是程序内的工作:37天内组织取保与不捕申请,批捕后争不起诉与定性,审判阶段争量刑与执行方式。每一步都有依据,每一次沟通都有记录,每一份意见书都有出处。不许诺结果,不声称关系,不对取保下结论。能给的只有三样:对程序的判断、对节点的把握、在每个节点上该做的事都做到。

把这三样做到,结果仍然有不确定性。但当事人和家属至少知道,每一步都没有白白错过。

八个当事人的一页纸

前几年办过一起招转培的群体案件,八个当事人,八个家庭。当事人都是求职者,被一家公司以招聘为名,诱导签署了培训协议,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家属们在群里每天几百条消息,同一个能被问八遍。

后来,我们把每个人的程序进度做成了一页纸的时间表:现在到哪一步、下一步等什么、大概什么时候有消息。发到群里一次,群里就安静下来。焦虑来自不知道。把节奏摆上纸面,比一遍遍安慰有用。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刑事辩护的工作,不只是上的交锋,更是程序里的陪伴。当事人和家属需要的,不只是法律意见,还有对未知的确定性。哪怕只是一个大概什么时候有消息的判断,也能让悬着的心稍微落下来一点。

写在最后

刑事辩护,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而做决定的人,往往不在里面。

家属在外面,能做的很有限:保存好所有文书原件,按时间顺序写清事实经过,准备好材料。除此之外,不要串联口径,不要四处打听案情,不要自行传递物品信件。这些事,做了反而添乱。

而我们能做的,是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到位:把程序节点讲清楚,把定性争议辩到底,把量刑情节逐项列成对照表,把每一份法律意见书写到有出处。案件的结果,仍然有不确定性,但至少,当事人和家属知道,每一步都没有被错过。

以深圳为主,可办理广东省内及外地案件。当事人在外地羁押的,会见、阅卷、开庭均可异地安排。支持全国线上咨询,涉外因素较多的案件支持英文办案。

刑事辩护这条路,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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