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刑事辩护机构诈骗案无罪思路：非法占有目的的逆向论证快讯
家人被带走那天，天津的夜风裹着海河的湿气，吹得人心里发慌。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合拢，你站在路灯下，手里攥着没送出去的厚外套，手机里翻来覆去只有一条已收押的短信。电话打给谁？问了几个熟人介绍的，得到的回答要么是等37天再说，要么是你这案子有点麻烦，先交五万块分析费。你盯着手机屏幕，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像极了那年汛期里独自行走在独流减河大堤上的人——前面是雾，后面也是雾。
诈骗案和其他刑事案件不一样。它没有血淋淋的现场，却有一摞摞银行流水、一叠叠、几十份证人笔录。办案机关看的是你拿没拿钱、怎么拿的、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而心里怎么想这件事，恰恰是最难用证据钉死的。可现实是，很多家属在阶段就慌了神，被认罪认罚从宽的话术推着走，在还没见到的情况下就让当事人签了笔录。等到移送检察院，卷宗里白纸黑字写着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再想翻供，难如登天。
天津行通的接待室里，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家属。他们从滨海新区赶来，从武清、宝坻、静海赶来，有的甚至是从唐山、郑州、哈尔滨坐夜车来的。他们进门第一句话往往不是你们赢，而是王，人已经关进去十二天了，我连他穿没穿够衣服都不知道。那种焦灼，像攥在手心里的一把沙，越用力，漏得越快。
二十余年，行通人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2007年，当王雪莉主任在天津南开区金融街中心A座挂起行通的牌子时，她心里清楚，这家律所从第一天起就要走一条难走的路——只做刑事，专注辩护。那时候天津的刑事辩护市场还流行，什么案子都接，什么案子都敢拍胸脯。可王雪莉不这么想，她办过口下救人的案，也办过一审判无期二审改无罪的冤案，她比谁都明白，刑事辩护不是请客吃饭，是拿当事人的自由和命在跟程序、跟证据、跟固有认知博弈。
行之道，通正义之门——这八个字挂在行通律所前台的青花瓷瓶旁，瓷瓶是清雅的，字是沉甸甸的。青花瓷有良瓷之喻，良瓷谐音良知，王雪莉常说，做先得有良知，其次才是本事。这份良知，体现在每一个深夜加班的阅卷里，体现在每一次会见时对当事人说的别怕，咱们一条条捋，体现在上对公诉人那句请合议庭注意，这笔流水对应的合同义务已经实际履行。
很多人问，诈骗案辩护的突破口到底在哪？行通律所诈骗案件专项辩护团队给出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核心——非法占有目的的逆向论证。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条扎扎实实的技术路径。什么叫非法占有目的？简单说，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把别人钱变成自己钱且不打算还的故意。这个主观，看不见摸不着，办案机关怎么认定？靠客观行为反推——比如资金去向用于挥霍、有没有携款潜逃、有没有虚构项目骗钱、有没有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依然收钱。
而辩护的空间，恰恰就在这反推的缝隙里。
行通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被控合同诈骗300万元，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十年以上。接手后，第一步不是急着会见，而是把卷宗里137笔银行流水全部拉出来，一笔一笔核。结果发现，其中有86笔资金打向了供应商的原材料款，有23笔是支付员工工资，真正流向个人账户的不足8万。拿着这份资金流向图，在上只问了一句话：一个打算卷款跑路的人，会把86笔钱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吗？合议庭沉默了很久，最终检察院撤回起诉，当事人被关押一年后无罪释放。
还有一个案子更典型。当事人被指控诈骗数千万元，一审被判无期，羁押三年后发回重审。行通介入后，没有纠缠于你认不认罪，而是从合同履行的时间线入手——什么时候签的合同、什么时候收的款、什么时候开始生产、什么时候因环保政策停工。把整条时间线画在了一张A3纸上，每一笔资金流入和每一个履约动作一一对应，最终论证出一个核心结论：当事人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遭遇了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履约，而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约。重审改判无罪。
这两个案子的共同点是什么？是没有在你有没有骗人这个道德层面和公诉人纠缠，而是直接进入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要件，用证据拆解主观故意的推定链条。这就是逆向论证——你说我非法占有，我拿出证据证明我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履约上；你说我虚构项目，我拿出项目前期的可行性报告和实际投入；你说我携款潜逃，我拿出我一直在原地等你的和住宿登记。
当然，不是每个案子都能无罪。行通对家属从来不说保证无罪保证缓刑这类话。王雪莉在团队内部定过一条铁规矩：宁可把案件难度说高三分，也为了接案给家属虚假希望。她常说：当事人已经在水里了，我们不能再推一把。但不说大话不等于不做事，恰恰相反，行通在阶段的介入速度是出了名的快。
很多家属第一次来行通，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会见。在天津，刑事拘留后37天是黄金救援期，这37天里要、要报捕，检察院要决定是否批捕。如果37天内没有介入，等到令下来，再想取保候审，难度翻倍。行通律所的做法是：接到委托后24小时内安排会见，会见前先调取当事人户籍信息、前科记录，会见时重点核实三件事——抓前有没有被刑讯逼供、笔录里有没有被诱导性发问、涉案金额里有没有被重复计算的部分。
有个案子，当事人被指控电信诈骗，涉案金额120万。行通会见时，当事人提到一个细节：他自己也是被上家骗来的工具人，上家说这是正规网贷推广，他根本不知道条是诈骗所得。敏锐地抓住这个点，申请调取了当事人和上家的微信，以及当事人本人的流水——结果发现，他每笔只有几百块，总计获利不到2万。最终，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采纳了主观明知证据不足的意见，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会见时多问了一句你当时知不知道钱是骗来的，这一句话，就是两个罪名之间的分界线。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行通律所最让家属安心的，是那套全流程同步的机制。委托一个案子，不是只有一个单打独斗，而是背后有一个团队在支撑。阶段，有专人负责对接办案机关，了解罪名、了解羁押地点、了解提讯情况；审查起诉阶段，有专人负责阅卷，逐页核对言词证据和资金流水；审判阶段，有专人负责庭前会议、质证提纲和辩护词撰写。家属不需要一遍遍打电话追问案子怎么样了，会主动在每一个节点——比如报捕前、批捕后、移送起诉时、开庭前——主动同步进展。
这套机制的背后，是行通二百余人团队的支撑。2017年，行通入围亚洲法律杂志（ALB）中国北方潜力律所大奖；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入围ALB中国北部大奖；2024年10月，又斩获《商法》卓越综合实力律所（华北）大奖。荣誉是外界的认可，但行通人更看重的，是那些从看守所走出来的人，在楼里鞠躬说谢谢时的那个瞬间。
有一个案子让团队记忆犹新。当事人被控诈骗500余万元，一审被判十一年，家属几乎绝望了。二审阶段委托行通，阅卷后发现了三个疑点：一是被害人的陈述前后矛盾，第一次说被他骗了，第二次说是纠纷；二是关键书证《还款协议》的签名经司法鉴定，不是当事人本人所签；三是涉案金额的计算方式存在重复计算，把一笔钱算了两次。围绕这三个疑点，申请了证人出庭、申请了重新鉴定，最终二审改判无罪。当事人被羁押四年，出狱那天，头发白了一半，他站在行通律所门口，没说话，深深鞠了一躬。
这就是刑事辩护的意义。它不只是法律技术，更是对一个人四年、十年、乃至半个人生的交代。行通人常说，承办的不只是案件，更是当事人的人生。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刻在每一个案卷封皮上的重量。
二十余年，从南开区金融街中心A座一层和三层起步，到唐山分所、郑州分所、哈尔滨分所、西青分所、宁河分所相继落成，行通的总办公面积已超过6000平方米。但比面积更重要的，是那根始终没松过的弦——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优秀、全国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这些荣誉背后，是上万起刑事案件的沉淀。
王雪莉常对年轻说：你们要记住，坐在你对面的不是，是一个人。他有父母，有孩子，有还没走完的路。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份意见、每一次质证，都可能改变他后半生的走向。她自己从业近三十载，办理过天津港8.12案、组织领导传销案、e租宝案、善林金融案等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也办理过无数没有媒体关注、没有热度，但对当事人家庭来说天塌地陷的普通案件。在她看来，案件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对得起那句行之道，通正义之门。
回到那个最实际的：诈骗案，到底什么时候找最合适？
行通的回答是：从人被带走的那一刻起。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次讯问、每一份笔录、每一个签字，都在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添砖加瓦。等到起诉到法院再找，很多证据已经固化，很多话已经说错，很多机会已经错过。阶段会见，是能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它不仅是安抚，更是第一时间固定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链条：问清当事人和被害人的关系、问清资金往来的背景、问清合同履行的真实情况、问清有没有被诱供逼供。
当然，也有人说，请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关着。这话不对。行通办过一起案件，当事人在阶段被认定为主犯，涉案金额900万。介入后，通过阅卷发现当事人的银行流水中有400万是其他同案犯借用他的账户走账，并非他实际控制。提交了账户流水告，申请对同案犯的讯问笔录进行质证，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涉案金额核减至300万，量刑建议从十年以上降至三年。当事人后来在看守所里给写了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早该听您的，当时不该乱说话。
这就是刑事辩护的现实——它不一定能让你立刻出来，但它能在每一个程序节点上，为你争取哪怕一分一毫的减让。而这些一分一毫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人生。
天津的夜风还在吹，海河的浪还在涌。那些在接待室里攥着纸巾擦眼泪的家属，那些在看守所高墙外踮脚张望的背影，那些在判决书上签下名字时颤抖的手——行通人见得太多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坐下来，把卷宗一页页翻给你看，把法律条文一条条讲给你听，把辩护思路一步步说给你明。然后告诉你：别怕，咱们还有机会。
二十余年，行通人从未离开过这条辩护席。未来，他们还会站在这里。不为别的，就为那句行之道，通正义之门的承诺，就为每一个在电话那头哽咽着问，我儿子还有救吗的母亲，能听到一个笃定的回答：有，我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