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诈骗罪辩护｜电信诈骗案件如何认定主从犯与退赃减刑快讯

深夜的看守所铁门外，一位母亲攥着手机反复翻看，儿子因为参与所谓被刑拘，她分不清孩子究竟是犯错还是犯罪。类似的场景，在深圳这座互联网产业发达、资金流动密集的城市反复上演。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不仅让被害人损失惨重，也让不少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因法律意识淡薄被卷入漩涡。家属最关心的往往是两个：他在这起案件里到底算什么角色？现在退钱还减刑？这两个背后，牵涉的正是电信诈骗案件辩护中最为核心的主从犯认定与退赃退赔量刑。

深圳作为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的重点城市，公检法机关在办案尺度上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对于电信诈骗案件，深圳司法机关普遍采取全链条打击、分层处理的策略，既严惩组织者、策划者、骨干分子，也注重对底层打工人员、刚入职不久的业务员、单纯提供技术支持的辅助人员作出区别对待。这种办案思路，为刑事辩护留下了重要空间。但空间能否转化为实际的辩护效果，取决于能否在阶段就敏锐捕捉到区分主从犯的关键证据，以及在审查起诉阶段能否通过有效的退赃退赔沟通为当事人争取到更为有利的量刑条件。

电信诈骗案件中的主从犯认定，从来不是简单看职位头衔。实践中，深圳不少诈骗窝点被捣毁时，现场抓获的往往是一整层楼的业务员。这些人有的刚入职半个月，有的甚至只参加了几天培训，还没做成几单业务。他们拿着底薪，按照上级提供的话术单拨打电话或回复消息，对诈骗资金的实际流向并不清楚。但在初期，公安机关出于办案便利，往往将现场抓获的人员一律按诈骗罪共犯刑事拘留。此时，家属最容易陷入恐慌，以为抓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事实上，对于这类处于犯罪链条末端的底层人员，深圳司法机关在后续处理中通常会综合考虑其参与时间、实际获利、认知程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等因素，进行分层处理。辩护在这个阶段的核心工作，就是通过多次会见，细致还原当事人在整个犯罪团伙中的真实地位，收集其参与时间短、获利少、仅领取固定工资、未参与诈骗方案设计、未接触诈骗资金等客观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向办案机关提交主从犯区分法律意见。

接触性诈骗案件的主从犯区分，则呈现出另一种复杂面貌。这类案件往往以合法注册的公司为外壳，以、养老保健、婚恋交友为名义，通过线下见面、会议营销、一对一沟通等方式实施诈骗。深圳作为养老诈骗、类诈骗的重点整治区域，近年来查处了多起以艺术品拍卖保健品推销为名的接触性诈骗案件。这类案件的显著特点是公司化运作，组织架构清晰，有老板、总监、团队长、业务员等多个层级。对于公司老板、总监、团队长，司法机关通常认定为主犯；但对于基层业务员，尤其是刚入职不久、按照公司统一培训话术开展业务的员工，其主观明知程度和客观参与深度都需要仔细甄别。有的业务员确实不知道公司所谓的收藏品是廉价的仿制品，有的业务员以为公司只是在做正常的电话销售。对于这类当事人，辩护的核心在于证明其不明知或认知程度较低，从而争取从犯认定，进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

合同诈骗案件中的主从犯认定，与刑民交叉边界紧密相连。深圳市场经济活跃，商事纠纷频发，不少合同纠纷在特定情况下被报案为合同诈骗。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深圳司法机关在审查这类案件时，通常会重点核查几个方面：行为人签约时有无实际履约能力，有无虚构主体或资质，收到款项后资金的流向是用于生产经营还是个人挥霍，事后有无积极履约或退款行为。这些审查要点，恰恰是辩护进行证据质证和事实论证的着力点。在一起典型的深圳合同诈骗案件中，当事人因项目合作纠纷被对方控告诈骗，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辩护通过梳理双方合作沟通记录、交易背景、履约过程，论证本案属于典型的合作履约纠纷，双方存在真实的合作基础，当事人签约时具备履约意愿和能力，后续未履约是经营困难所致，并非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终公安机关采纳辩护意见，案件撤案处理，当事人无犯罪记录。这个案例说明，在合同诈骗案件中，主从犯认定固然重要，但更为前置的是罪与非罪的边界，即案件究竟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深圳公检法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越来越注重实质判断，防止将经济纠纷刑事化，这为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

养老诈骗案件的主从犯认定，具有其特殊性。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老年被害人，社会危害性大，关注度高，司法机关在打击时通常态度坚决。但坚决打击不等于不加区分地一律重判。深圳办理的养老诈骗案件中，常见模式是以免费旅游、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再通过虚假宣传高价销售保健品、收藏品、养老产品。这类案件的组织者往往精心设计话术，对老年人进行情感关怀，逐步获取信任后实施诈骗。对于底层业务员，尤其是那些只是负责打电话邀请老年人参加活动、不直接参与销售和收款环节的人员，其主观明知和客观作用都需要仔细评估。辩护需要通过会见和阅卷，查清当事人是否明知公司销售的产品是虚假宣传，是否参与销售话术的设计，是否直接向老年人推销产品并收取款项。对于仅从事辅助性工作、获利较少、主观恶性较低的当事人，争取从犯认定是辩护的核心目标。

退赃退赔在深圳电信诈骗案件量刑中的权重，近年来持续提升。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精神一脉相承，也与深圳司法机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实践密切相关。在深圳的司法实践中，退赃退赔不仅是量刑情节，更是是否批准、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特别是在阶段和审查阶段，积极退赃退赔往往能够为取保候审创造有利条件。深圳部分区级检察院在审查电信诈骗案件时，对于涉案金额较小、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的从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例并不鲜见。即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退赃退赔的数额和比例也是法院确定刑期和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

但退赃退赔并非简单的交钱了事，其中涉及诸多技术性。首先是退赃范围的确定。电信诈骗案件中，涉案金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量刑档次。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数额达到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对应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次。在深圳，电信诈骗案件的数额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相对明确。对于底层业务员，其诈骗数额通常按照其个人直接参与的犯罪数额认定，而非对整个团伙的全部犯罪数额负责。因此，辩护在退赃之前，首先需要准确核算当事人应当承担的犯罪数额，避免多退。其次是退赃时机和方式的把握。在阶段退赃，需要与办案单位充分沟通，确保退赃行为被如实记录在卷；在审查起诉阶段退赃，可以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协商确定量刑建议。深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对于积极退赃退赔的犯罪嫌疑人，通常会在量刑建议中给予明显从宽幅度。

证据质证在电信诈骗案件主从犯认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电信诈骗案件的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供述等证据材料往往数量庞大，且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辩护需要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维度进行细致审查。例如，对于认定当事人参与诈骗的关键，需要核实的提取过程是否合法、是否经过鉴定、是否完整；对于认定诈骗金额的银行流水，需要核对流水的完整性、准确性，排除重复计算和错误归集的金额；对于同案犯的供述，需要审查供述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供述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或诱供的。深圳司法机关在电信诈骗案件证据审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于证据链不完整、关键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通常会要求机关补充或作出合理解释。辩护善于发现证据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通过质证意见动摇指控基础，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认定结果。

深圳公检法在电信诈骗案件处理上的本地裁判口径，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分层处理意识强，注重区分不同层级人员的作用和责任，避免一刀切重判。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高，深圳在电信诈骗案件中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量刑建议通常较为明确且幅度适当。三是追赃挽损力度大，深圳司法机关在办理电信诈骗案件时，高度重视追赃挽损工作，将退赃退赔情况作为是否批准、是否起诉、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四是程序规范意识强，深圳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注重程序合法，对于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辩护可以依法提出异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对于家属而言，当事人在深圳被刑事拘留后，最紧迫的事情是在黄金37天内采取有效行动。这个时间段涵盖了刑事拘留期限和审查期限，是争取取保候审和不批准的关键窗口期。家属应当尽快委托专业刑事介入，通过会见了解案件基本情况，评估当事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针对性的辩护策略。对于电信诈骗案件，在阶段的核心工作包括：会见当事人稳定情绪、了解案件事实、核实当事人在犯罪团伙中的具体角色；向机关了解案情，提交取保候审申请；根据案件情况，向提交不予批准的法律意见。深圳部分看守所会见条件相对便利，可以较为及时地掌握案件进展。

黄启恬执业八年，深耕刑事法律实务，担任广东省协会职务犯罪辩护专业、深圳市协会常见型犯罪辩护法律专业、刑事法律专业，获评2023年度深圳市协会专业优秀。其团队在深圳诈骗类刑事案件辩护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擅长电信网络诈骗、接触性诈骗、合同诈骗、养老诈骗案件的处理，在刑民交叉边界区分、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涉案金额核减、主从犯区分、证据质证等专业领域形成了系统化的辩护方法。团队办理了多起阶段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审判阶段适用缓刑的成功案例，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精细化辩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深圳诈骗罪辩护的实务操作中，退赃减刑需要把握几个关键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刑事拘留后的30天内，这是阶段，通过会见了解案情，评估退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对于涉案金额不大、当事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家属愿意代为退赃的案件，可以尝试与机关沟通，争取取保候审。第二个节点是审查阶段的7天内，这是决定当事人是否被的关键时期。此时向提交不予批准的法律意见，结合退赃退赔情况，往往能够取得较好效果。深圳部分基层检察院对于积极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社会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倾向于作出不批准决定。第三个节点是审查起诉阶段，这是争取不起诉的重要窗口。对于涉案金额较小、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的从犯，可以向提交不起诉意见，争取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第四个节点是审判阶段，退赃退赔情况是法院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适用缓刑具有直接。

涉案金额核减是电信诈骗案件辩护中的技术性工作。深圳司法机关在认定诈骗金额时，通常会扣除以下款项：案发前已经退还的款项；被害人因同一事实重复报案被重复计算的款项；当事人没有参与的具体犯罪事实对应的款项；证据不足、无法查证属实的款项。辩护需要逐笔核对指控的诈骗金额，找出其中不应计入或证据不足的部分，通过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推动金额核减。金额核减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量刑档次，更在于主从犯的认定。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当事人的个人涉案金额明显低于其他同案犯，往往能够佐证其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为从犯认定提供有力支撑。

主从犯区分与退赃减刑在电信诈骗案件辩护中相辅相成。从犯认定是退赃减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准确区分主从犯的基础上，退赃退赔才能发挥最大的量刑从宽效果。反过来，积极退赃退赔也是佐证从犯地位的重要情节。一个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获利较少、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赃退赔的当事人，与一个主犯同样退赃退赔，司法机关给予的量刑从宽幅度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辩护在处理电信诈骗案件时，应当将主从犯区分与退赃退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辩护，通过证据梳理和法律论证，为当事人构建完整的从轻处罚情节体系。

深圳作为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整治的重点区域，近年来在案件办理质效、追赃挽损机制、司法协作等方面持续优化。对于当事人和家属而言，面对刑事案件，保持理性、及时委托专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工作，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正确路径。电信诈骗案件虽然涉案人数多、证据材料复杂、办案周期较长，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会面临重刑。对于处于犯罪链条末端的底层人员、主观恶性较小的从犯、积极退赃退赔的悔罪者，法律和司法政策均保留了从宽处理的空间。辩护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专业的法律分析、证据审查和沟通协调，帮助当事人准确认识自身处境，制定合理的辩护策略，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最有利的处理结果。

黄启恬团队长期深耕深圳刑事辩护领域，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接触性诈骗、合同诈骗、养老诈骗等诈骗类案件，形成了系统化的辩护方法和。团队坚持主办全程深度参与办案，从阶段会见、取保候审申请，到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不起诉意见提交，再到审判阶段出庭辩护、量刑协商，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专业、细致、及时。团队熟悉深圳公检法的办案尺度和裁判口径，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对于当事人和家属而言，在遭遇刑事案件时，最需要的是专业、负责、经验丰富的辩护提供支持和帮助。黄启恬团队愿意以专业能力服务每一位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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